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态势与天津的策略选择
天津日报  2017/7/17 13:21:0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也是增收和就业的基础。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2013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放缓”叠加“结构调整”的发展阶段,制造业部门出现了普遍的营收能力下滑的现象。近期热议的制造业税负问题,之所以引起政府、业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资产回报率的下滑,企业对税负成本的“痛感”增加,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和学界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高度关注。

一、我国制造业出现结构性分化的特征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速回调的周期性影响,外需拉动力明显下滑,使我国制造业表现出产能过剩、资产回报率下滑的阶段性特征。2009年至2016年间,我国制造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60%左右,同时,资产回报率出现了大幅下滑。上市公司的情况略好,近8年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稳定在40%左右的水平,但资产回报率下滑明显,相比2009—2012年平均10%左右的水平,2016年已下降到5%左右的水平。这与经济增速下滑的总体特征是吻合的。

从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行业结构来看,有升有降的分化特征较为明显。根据2013—2016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其一,创新成长型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平均达到9%左右的水平,明显高于传统企业;负债水平方面,创新成长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30%左右,明显低于传统企业。这与制造业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阶段的特征是相吻合的。其二,从分行业的数据比较来看,高新技术类各行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处于8%-10%区间,明显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石化、冶金、造纸等重化工业的企业营收能力明显下降,甚至出现阶段性的大面积亏损(如化纤行业),这类行业税负较重,加上受国际价格波动、贸易条件改变的影响,未来面临严峻考验;传统的纺织业、食品行业、服装行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普遍面临人工成本上升、市场竞争激烈的境况,资产回报率也明显下滑,纺织行业上市公司平均资产回报率甚至不足5%。

二、我国制造业的基本发展趋势

客观上讲,目前我国制造业出现的结构性分化特征,既是全球分工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现阶段我国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借助和吸收了全球化的红利,尤其是二十一世纪初期加入WTO后,我国开始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借助要素成本优势,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但总体而言,这种快速增长的制造业繁荣背后,是“大而不强”、分工地位较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本质上属于“要素数量驱动型”的增长,资源、能源消耗系数和环境损耗过大,难以持续。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这一模式的问题逐渐显现,加上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难”“用工荒”,东部地区的制造业用工成本上升,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至2013年已普遍面临生存困境,开始发生转移的现象。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全球分工格局的深度调整,而面对这一变化,我国制造业的唯一出路是向“创新驱动”的全面转型升级。尤其对东部地区而言,制造业向技术领先和产业链高端化的转型,既是我国制造业内在布局变动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西方发达经济体“工业4.0”“再制造业化”的应有之策。

当前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调整,可以概括为“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淘汰,决心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消化过剩产能和产业转型升级,则需要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调整和提升制造业的产能结构,更好地与市场需求端相吻合,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由此来看,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要面向全球竞争,提高自主研发和自主品牌的比重,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在关键技术领域寻求突破,并有策略地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华为是这方面的典范。另一方面,还要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深度挖掘需求端的发展空间,因应需求多元化和市场快速变迁的特征,提升供给能力、优化供给质量。近年来,“制造业+互联网”已成为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更具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作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近年来,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化时代已经来临,制造业生产模式的转换已成为必然。制造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倾向于供需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模式,大数据、云平台、智能制造、精益、工业工程、柔性化生产、分享与众创将成为先进制造业的关键词。我国制造业现有发展水平与目标仍有相当差距。据《2016中国制造信息化指数》报告,我国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正在接近德国,“对标工业4.0,中国制造业总体水平正由工业2.0向工业3.0过渡”,虽然在工业软件、物联网、云平台等技术上已接近世界领先,但在高端制造工艺技术、生产自动化、行业云平台渗透率等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另外,从制造业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面对国内要素成本的变化,地区间的产业梯度转移和跨区产业合作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创新能力强和市场活力高的区域,将越来越集中于产业链高端环节。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高速交运设施、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区域内不同地区间、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布局必然会朝深度专业化分工方向发展。未来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创新能力与市场活力将成为决定各地区市场分工地位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沿海地区虽然目前仍占据这方面的先天优势,但并不排除中西部地区通过制度创新等“后发优势”成为某些领域的领跑者。

三、天津应有的对策

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服务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战略核心,被赋予“全国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的功能定位。破解这一课题,显然需要因应我国制造业的基本发展趋势,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谋定而动、补足短板、努力而为。

在关键技术领域寻求突破,一方面需要有效对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向全球寻求突破关键性技术领域桎梏的途径。应针对我国目前战略性新兴行业关键技术和装备进口率高的现实问题,组织行业专家研究对策,或通过技术贸易、海外投资等方式建立技术引进和研发合作关系,充分挖掘自贸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这方面的制度创新潜力,或通过顶层设计分行业政府主导或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和完善关键技术供应体系,并结合区域一体化的产业合作,完善应用转化和孵化的投融资机制。科技金融的发展,应在此着力,才能真正有效助力天津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着力推动“两化”的深度融合发展。近年来,从天津设立的一些特色产业园区来看,大数据、智能制造、众创等概念已经开始落地生长。但从连续两届政府质量奖入围企业来看,传统制造的占比仍然过高,说明制造业的整体发展理念仍主要停留在规模制造上,不但与信息化的融合程度亟待提高,工业工程和精益制造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按照天津市工信委近期发布的《天津市工业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两化”深度融合已成为天津制造业“十三五”期间的主要发展目标。从全国信息化指数指标体系的评价来看,天津虽然名列全国省区第三,但在城市排名中却处于20多名的位次,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覆盖方面的短板亟需弥补。

完善分工关系,推进地区间的产能合作。天津的制造业结构转变,需要依托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顺势而为,先进制造业与研发比重的上升与调降传统制造业比重相辅相成。一方面,对于成本优势渐失的制造业环节,通过投资纽带连接地区间合作的方式逐步疏解,另一方面,注重引进和吸收制造业高附加值环节,推动天津制造业向研发中心、总部经济、市场交易和结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和智能制造云平台等环节升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应充分研究对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需要,形成三地一体的“研发—应用—制造”分工合作体系。

产能结构的调整,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制造业结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需要目录式的产业引导政策,还需要阶段性的产能转换和产能疏解方面的配套政策,以保障结构转换中的财力平衡和社会增收就业稳定。针对当前制造业普遍营收下滑的情况,在努力升级的同时,还要注重通过财税、金融、土地、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加以扶持。金融的创新要深入实体发展所需,更多向科技金融和产业链金融创新方向努力,一方面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金融创新与产业链整合创新相融合的效能。财税政策方面,在向制造业创新升级环节优惠倾斜的同时,也需注重向解决就业系数较大的行业适度倾斜,以稳定产业结构调整期的社会条件。

(作者:丛屹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导,天津市中特中心特邀研究员;王纯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淡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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